作者：張凱慶
在雍正末年至乾隆初年間，曹頫的家業(yè)已經(jīng)衰敗，曹頫家的情況根本無法與《紅樓夢》中寧榮二府的興盛景象相提并論。雍正六年，曹家被抄家時，房屋并家人住房13處，共計483間，地八處，共19頃零67畝，家人、仆人大小男女共114口，余則桌椅床杌舊衣零星等件，及當票百余張外，外有所欠曹頫銀，連本利共計32000余兩。
雍正七年七月及同年十二月的兩件刑部致內(nèi)務(wù)府“移會”與“咨文”中提到曹家婦孺在“崇文門外蒜市口地方房屋十七間半”（《歷史檔案》1983年第1期），這就是朝廷酌量撥給曹頫的這十七間半房屋，家仆三對，也就是六個人。
假如《紅樓夢》是周汝昌先生所考證的寫的是曹頫家雍正六年獲罪進京后至乾隆三年光復(fù)中興的事，那么，從曹頫被抄家算起，至書中故事最盛時期，僅短短幾年時間。曹頫當時是戴罪之身，加之虧空巨大，負債累累，在這短短幾年時間里，曹頫哪有能力購買或建造出像書中寧榮二府那樣的豪宅？更不可能將家庭人口發(fā)展到“上千人”，其中女孩子就達幾百人，這還不算烏進孝田莊的人。
若根據(jù)張宜泉的詩，曹雪芹是不到五十歲時死的，就算是48歲吧，這也符合“年未五旬而卒”，雪芹如果是死于“壬午除夕”，向上反推曹雪芹應(yīng)該生于康熙五十三年左右，可是，生于這一年的曹寅之子孫沒有一人。
曹雪芹是否曹寅的孫子也不能證實，曹家族譜中既沒有曹雪芹之名，也沒有曹霑之名，曹雪芹究竟是曹寅的兒子還是孫子，他的父親是誰，誰也說不清。有人說，曹雪芹是曹顒的遺腹子：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時任江寧織造的曹顒在北京述職期間病逝?？滴醵髦?，以曹顒堂弟曹頫過繼給曹寅，接任江寧織造。是年三月初七，曹頫奏折：“奴才之嫂馬氏，因現(xiàn)懷妊孕已及七月?！边@個“奴才之嫂馬氏”就是曹顒之妻，有學者論證，這個“遺腹子”就是曹顒之子曹天佑，即曹雪芹，于康熙五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公歷1715年5月28日）生于南京江寧織造府。問題是，曹寅去世時曹天佑即曹雪芹尚未出生，根本就不可能隨任江南織造。紅學家反推出的生于1724年或1715年的“曹雪芹”在未出娘胎前好幾年就開始“隨其先祖寅織造之任”？這豈不是天大的笑話？再說，即使曹顒的這個遺腹子真的就是曹雪芹，那么，其時曹寅早已逝世，曹家已經(jīng)衰敗，曹雪芹根本就趕不上曹家在江南的生活，也不會有江南風月繁華生活的體驗。于是又有人說，是敦誠搞錯了，是誤記。既然是敦誠搞錯了，那么紅學家又是根據(jù)什么并“小心考證“得出曹雪芹是曹寅之孫的定論呢？
我們看看曹頫是怎樣敘述自家的情況的。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曹頫給康熙皇帝上折：“七月十四日奴才家奴赍捧折子回南，蒙御批：你家中大小事，為何不奏聞？欽此。奴才跪讀之下，不勝惶梀恐懼，感激涕零。奴才自幼蒙故父曹寅帶在江南撫養(yǎng)長大，今復(fù)荷蒙天高地厚洪恩，俾令承嗣父職。奴才到任以來，亦曾細為查檢所有遺存產(chǎn)業(yè)：惟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鮮魚口空房一所；通州典地六百畝；張家灣當鋪一所，本銀七千兩；江南含山縣田二百余畝；蕪湖縣田一百余畝；揚州舊房一所。此外并無買賣積蓄。奴才聞母親及家人管事人等皆云：奴才父親在日，費用很多，不能顧家。此田產(chǎn)數(shù)目，奴才哥哥曹顒曾在主子跟前面奏過。承蒙萬歲天恩，賞了曹顒三萬銀子，才將私債還完了等語。奴才到任后，理宜即為奏聞，因事屬猥屑，不敢輕率。今蒙天恩垂及，謹據(jù)實啟奏，奴才若少有欺隱，難逃萬歲圣鑒。倘一經(jīng)查出，奴才雖粉身碎骨，不足以弊辜矣。奴才不勝惶恐感戴之至！”
從曹頫的奏折上看出，曹家的大小事都必須奏明皇上。康熙帝嚴斥曹頫：“你家中大小事，為何不奏聞？欽此。”曹頫為此惶恐不已，仔細羅列自家財產(chǎn)情況，一一奏明皇上。假如曹頫真有一子，名曹霑，字夢阮，號雪芹、芹溪、芹圃，那他豈敢不奏？連其嫂子馬氏“因現(xiàn)懷妊孕已及七月”都必須奏明皇上，曹頫平添一子，卻隱瞞不報，這豈不是欺君之罪？再看曹頫的家產(chǎn)：京中只有住房二所，外城鮮魚口空房一所，這住房二所會是連半條街都占了的寧榮二府嗎？若是的話，恐怕早被康熙帝抄了。康熙自掏腰包三萬兩，替曹寅還債，豈能容忍其京城還有如此豪宅？曹家的通州典地六百畝，倒是值點錢，但和賈府烏進孝管理的方圓一千三百里的田莊差的不是一星半點。再說了，烏進孝的田莊是在東北，曹家的典地六百畝是在北京的通州，相差好幾千里地吶。張家灣當鋪一所，本銀七千兩，也算不上資產(chǎn)豐厚吧？那曹家能是小說中的寧榮二府嗎？
周汝昌先生的《紅樓夢新證》中說：乾隆繼位后，曹頫起復(fù)，任內(nèi)務(wù)府員外郎。周老的根據(jù)是：乾隆帝即位后，誥命追封曹振彥為資政大夫，原配歐陽氏，繼配袁氏為夫人。曹振彥是曹寅家的高祖，天命六年（1621年）努爾哈赤攻占沈陽、遼陽一帶，投降后金，為滿洲包衣。后為佟養(yǎng)性屬下，擔任紅衣炮隊的教官。天聰八年，轉(zhuǎn)隸多爾袞屬下，任旗鼓牛祿章京。崇禎十七年（1644年），隨多爾袞入關(guān)，任佐領(lǐng)，順治六年(1649)，參加平定姜瓖之叛。順治七年，被任命為山西平陽府吉州知州，九年，升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陽和府知府。官至兩浙都轉(zhuǎn)運鹽使司監(jiān)法道。順治十五年（1658年）退休，康熙十四年（1675年）尚在世。周老認為：“曹家親戚既復(fù)位極臻顯赫，本身亦復(fù)中興小康”，“曹頫雖去織造任，返京后，以上三旗內(nèi)務(wù)府舊人，此時亦必復(fù)官于內(nèi)部?！彼?，曹家也恢復(fù)了小康生活。原來，“曹頫起復(fù)，任內(nèi)務(wù)府員外郎。”是周老根據(jù)乾隆帝即位后追封曹振彥夫人的誥命推測出來的。筆者遍查史料，曹頫任內(nèi)務(wù)府員外郎，曹家中興無任何記載。我認為，僅憑乾隆帝的一紙誥命追封，就斷定曹頫起復(fù)，曹家光復(fù)小康生活，此說過于牽強。雍正在位時，嚴懲各級貪官，手段嚴厲毒辣，毫不留情，為官者個個惶恐不安。乾隆即位之初，采取懷柔政策，恩威并施，安撫一些被雍正懲治過的貪官之后人，也確有一些人復(fù)職。但這只是乾隆為穩(wěn)固政權(quán)的臨時舉措，也是為他剛剛繼位打下一個穩(wěn)固的基礎(chǔ)，并非所有被雍正懲治過的貪官都能官復(fù)原職。乾隆只是采取了一些緩和官員與朝廷緊張關(guān)系的柔和政策，給了某些官員一些廉價的所謂關(guān)懷，這絲毫不能證明曹頫家就從此光復(fù)中興，恢復(fù)小康生活。
退一萬步說，曹頫即使真的又被起復(fù)，任內(nèi)務(wù)府員外郎，使曹家光復(fù)中興，曹家也絕不可能過上《紅樓夢》中寧榮二府那樣奢靡的生活。內(nèi)務(wù)府員外郎只是個從五品的官職，怎么可能建造寧國府那樣開“五個正門”、一條直線上建九座門廳的象征皇權(quán)的建筑？各位聽眾朋友仔細想想，即使你讀《紅樓夢》時沒有看出寧國府的三間獸頭大門，兩邊還有兩個角門這一奧妙，那么，“三間獸頭大門”至少也是親王府。一品官的大門只有一個門，曹頫，一個犯罪后被抄家、剛剛被新登基的皇帝起復(fù)任用的所謂內(nèi)務(wù)府員外郎——從五品的官，有多大膽子敢建寧榮二府那樣的豪宅？假使真是這樣，曹頫即使有一萬個腦袋，也不夠皇上砍的。把前面所講的賈府衣食住行中那么多只有清皇宮里才可能出現(xiàn)的情景和曹家聯(lián)系起來，你能相信《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嗎？
哎呀，太亂了，曹雪芹是曹寅后人的說法簡直是一塌糊涂，越說越亂。因此，把他作為《紅樓夢》作者，是不具備最基本的資格的。
筆者絕非對周汝昌先生不恭，盡管周老先生的觀點筆者并不贊成，但他一生兢兢業(yè)業(yè)、一絲不茍的認真做學問，永遠是我們晚輩學習的楷模。周老先生永遠是紅學界的泰斗，令筆者終身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