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澤雄，作家。1963年生于上海，1984年畢業(yè)于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做過十幾年教師，著有《說文解氣》、《耳朵的立場》、《性格辭典》，《齊人物論》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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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虛實與歷史的曲直
作者周澤雄
三國實在是一個被談論得太多的時代，因而也成了被誤解得最深的時代。三國中人，大抵蓋棺而不能論定，彼等身后的升遷榮辱甚至較生前的戎馬歲月更動蕩不定，也更富于戲劇性。設若有一艘時間潛艇將這班好漢運抵當今，讀著由一位名叫羅貫中的后人為他們撰寫的集體傳記（且不說還有一位名喚王扶林的導演據此敷演出的八十集電視連續(xù)劇），真不敢想象會生何感想。諸葛亮多半會被自己的絕頂智慧弄得目瞪口呆，一俟看到自己竟淪為一仗劍作法的妖道而在七星壇上咒語喃喃，胡亂祭風，大掠周郎之美，或許一羞之下便拂袖而去。隨之離席的還有借口‘如廁‘的東吳謀士魯肅，這位‘體貌魁奇，少有壯節(jié)‘的‘狂夫‘型儒將，實在無法接受小說里那位──更不必說還有電視里那位──也叫‘魯子敬‘的孱頭。張飛照例在哈哈大笑，只管用大碗喝著‘人頭馬‘；關羽，這個極度自負的美髯將軍一邊暗叫慚愧，一邊尋思著哪天去給羅貫中老弟上一回墳去，雖然一出門便受到當代同性戀者的追逐；曹操沉默無言，只顧嚼著口香糖，眼神里布滿‘何以解憂，唯有杜康‘般的憔悴。如果個中鬧出人命案的話，多半便是周瑜了，這位風liu倜儻、氣宇軒昂的東吳大都督，縱然從不曾在‘諸葛村夫‘手下受過氣，這次怕要因羅貫中的編派而氣絕身亡了。因為，說周公瑾氣量偏狹，本來就和說諸葛亮智力平平一樣離譜。昔東吳老將程普，仗著三朝元老的身份，對周大都督不理不睬，搭足了架子，由于公瑾天性豁達，不念舊惡，遂重演了一出三國版的《將相和》，致使程普慨然有嘆：‘與周公瑾交，如飲醇醪，不飲自醉。‘三國故事肇始于西晉陳壽的《三國志》，該書‘古今訾嗷者非一‘（王士禎語），譽之者如葉適標舉為‘筆高處逼司馬遷，但少文義緣飾，終勝班固‘，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訶之者即如漁洋山人，至若認為一本我莫識其名的歙人撰寫的《季漢書》，較陳著‘不惟名正言順，抑且文詞斐然‘（《池北偶談》卷十六）。陳壽雖為蜀人，一度在蜀地為官，但考《三國志》的立場，仍以魏為正統(tǒng)，對曹操及手下眾多謀臣武將，著墨既夥，也多褒揚之詞。陳壽撰書時，世間已有《魏書》、《吳書》可資取材，獨蜀國無史，但這未必便是《三國志》中《蜀書》篇幅最弱的原因。我們發(fā)現至少在這位大半輩子生活在三國時代的譙周后人眼里，如關云長、張益德、趙子龍等輩并不被特別看重，對諸葛孔明也非一味贊譽，‘應變將略，非其所長‘的判詞，著實讓后人心驚。又百余年后裴松之出，此公鑒于陳壽選材過苛（一方面也是陳壽所能依據的史料當時不過區(qū)區(qū)三種，由是亦可見葉適所謂‘（裴）注之所載，皆壽棄余‘之不確），遂立志增補。裴松之本著‘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收以補其闕‘的雄心，參較各類著述二百一十種，以超出原著數倍的篇幅，終于使自己獲得了幾可與陳壽共享署名權的榮譽。雖然裴松之在注中不時加上點個人的指謬辨疑性的評論，總體上仍可把他看成一位囫圇吞棗型的資料收集者；因了他這份辛勤的羅列，我們順便知道民間的三國熱，非自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始。
曹操形象的嬗變在裴注中已露端倪，蓋正始玄風吹拂下的魏晉士大夫在月旦士林、臧否人物上自有一份獨特的睿智、寬容和超然，不似后世只知將人判為或善或惡、壁壘分明的兩極，是以曹操之名尚可在奸雄與英雄之間游移。曹操奸相品格的定位至少在有宋一朝已成鐵論，不僅孩子們都會‘聞曹操敗，則喜唱快‘（《東坡志林》），其人因是‘漢鬼域‘，抑且為‘君子所不道‘（洪邁《容齋隨筆》卷十二）；而當朱熹《通鑒綱目》中正式確定‘帝蜀寇魏‘的立場時，曹操的奸相也就只能畢露了；他在去自己千余年的羅貫中筆下淪為古今第一奸人，實在也是無可奈何之事。羅貫中當年著手處理三國故事時，掌握的書籍及民間傳唱資料（主要是《三國志評話》）已非常豐富，結構上的經營布局較之人物事件上的摹擬虛構也更為棘手和切要。羅貫中有橫空出世之才，《三國演義》規(guī)制雄奇，大開大闔，小說的氣勢已不遜于所描繪的時代。塑造人物匹似顧愷之為人寫真，寥寥數語已是頰上添毫，龍首點睛，靡不神情畢肖，千載之后猶獵獵生風，呵之得生。羅貫中執(zhí)筆時雖未嘗一刻稍忘陳、裴之《三國志》，但他的小說在民間卻真正促成了對《三國志》的遺忘。然則羅氏所撰究系歷史耶？小說耶？
關于此種體裁有一個現成的抹稀泥似的稱謂，曰歷史小說，然困惑亦于茲生焉。蓋歷史與小說本屬壁壘分明的兩個領域，各秉賦著一套價值標準和操作規(guī)范，雖然太史公（還可以上溯至左丘明）筆法里已多摹擬之情事，但那通常是在須揣摸方得其似的情況下，正孔融所謂‘想當然耳‘之舉，雖屬歷史著述本身的無奈，其初衷卻又并非出于對小說筆法的注重，而實在應被視為一種‘原其終始‘的努力，不如此，‘鴻門宴‘將不復聞矣。我們常見的倒是，歷史無意于借小說以美容，小說每常演歷史為說部。歷史小說似對應于小說史，但后者事實上是不存在的，有之，則林漢達先生編著的《上下五千年》或遼寧少兒出版社的《五千年演義》之屬，因致力于史學的蒙學化而奉行一種‘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通俗性原則，是‘小說化歷史‘而非‘小說史‘，亦已昭然。歷史的小說化乃歷史的變節(jié)，小說的歷史化則不啻為小說的升華，因此，歷史學家往往寧受‘少文義緣飾‘的指責而堅守誠信，小說家（當然也包括戲劇家如莎士比亞、如不惜以‘滑稽的方式自由處置歷史事件‘并據此寫出了《羅慕路斯大帝》的迪倫馬特）則每每熱衷于涉獵史部，以使作品在敘述的廣度和意蘊的深厚上都有所獵獲。歷史有其不容篡改的神圣性自是毋庸置疑的，小說家天賦有虛構的權力也是不消分說的，如此，當小說家一面要捍衛(wèi)虛構的特權，一面又不愿對歷史題材割愛時，神圣歷史的馬其諾防線只能接受崩潰的結局，不復有尊嚴可言。歷史小說，這并非對歷史的另一種描述，而只是小說的別一種寫法。準乎此，歷史本身的尊嚴便被置諸小說的法則之下，成為小說家廚房里聊供烹飪之需的雞鴨魚肉。
回到羅貫中《三國演義》。清章學誠在《丙辰札記》里已用‘七分實事，三分虛構‘界定了它的虛實結構，肯定了羅氏對歷史的基本忠實。我無意對‘七實三虛‘的比例作出質疑，而更想對其內容加以關注，即何者可虛？何者當實？
答案并不因問題的重要而顯得棘手，只要稍稍比照一下《三國志》就會發(fā)現，小說忠實者事，虛構者人。應該指出，在小說家對歷史的改編中，所謂‘忠實‘只是被視為一種手段而納入構思的，相形之下，改編事件較之虛構人物風險更大。事件，尤其當這些事件又是如官渡之戰(zhàn)、赤壁大戰(zhàn)、彝陵之役那樣眾所周知、耳熟能詳的話，就更由不得小說家施展想象，任意涂竄。在羅貫中那里我們發(fā)現，尊重歷史事件的真實性，是作為小說的敘述前提和基本背景加以考慮的，它的‘七分‘真實多半集中于此，以便騰出手腳，在虛構人物上略略施展，‘三分虛構‘即著墨于此。我們且試著看看羅氏筆下的曹操如何？
若以‘贏得生前身后名‘作為衡量偉人的標志，曹操顯然是要落選的，和周瑜同其結局。三國時人，除了被滿中國祭祀的忠勇典型關云長，大概只有曾讓杜甫尋覓其祠堂的諸葛孔明可以受此殊榮，而曾被我們明哲的魯迅先生斷定‘至少是個英雄‘的阿瞞（已故主席也曾默誦其遺篇），卻嘗盡了‘死去原知萬事空‘的滋味。在《三國志》里，陳壽對曹操的評價可說是迥出眾人之上，讀其仿‘太史公語‘的‘評曰‘，如‘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盡洪業(yè)者，惟其明略最優(yōu)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古今能得此等判語者實在為數寥寥，而在三國時代，又正可謂‘舍此不作第二人想‘。想陳壽固非曲語阿世之徒，那么，一個少壯時高歌‘天地間，人為貴‘，中年時吟詠‘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晚年時不惜以‘烈士‘悲情抒發(fā)‘老驥伏櫪，壯心不已‘之志的雄杰，逮至后世竟忽忽成了千夫所指的大奸雄，實屬匪夷所思。曹操不少為人詬病的劣跡，追究起來都不無可疑。即以殺呂伯奢為例，按此事出自吳人所著之《魏書》，立場本就飄忽，而其所敘之事境，又極為離奇乖情，很難按事件的邏輯加以還原。那句令曹操遺臭萬年的‘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原屬野史裨語，頗難征信。又曹操之迫荀彧自殺，亦非鐵論。細想荀文若赴濡須塢途中尚與曹丕談藝論劍，言笑正歡，其人雄杰之氣固較曹操遠甚，說謀論智，卻也相差不遠。曹操若有殺荀之意，荀君絕無不睹先兆之理。雖然，持此論者大多從荀彧反對曹氏篡漢自立著眼，認為曹操殺荀，非為無故。倘如是，不過又一揣摩情事而已，以之存疑則可，據之立論則謬。羅貫中著小說本著‘兼采為美‘的信條，對史料基本上抱著‘拿來主義‘的態(tài)度，對一般視為信史的陳壽《三國志》并無多少側重。讀者若有意比照孫盛《魏氏春秋》、司馬彪《九州春秋》、王沈《魏書》等籍（裴注中對這幾部書頗多采集），會發(fā)現羅氏《三國演義》，純出之想象添加的筆墨竟意外地少。即使面對筆力集中貫注的曹操，羅貫中似乎也并沒有特地發(fā)明多少虛構細節(jié)以供編派之用，他只是盡可能充分地將已有材料加以探掘組合而已。因此，羅貫中與其說藝術地再現了曹操，毋寧說乃是曹操劣行敗跡的傳述者和集大成者。
羅貫中筆下的曹操，奸滑之氣溢出尺幅，狼戾之心隨處可見，作為文學長廊中的一個藝術形象，他不僅在中國文學中為僅見，放諸世界，亦難逢敵手。西人馬基雅維里若獲知曹公行狀，真不知要何等欣喜若狂了。有曹操為他提供源源不斷的例征，他的《君主論》無疑將寫得更為出色，‘馬基雅維里主義‘也將更具說服力。曹操在羅貫中筆下，除卻殺呂伯奢和借糧官人頭以安軍心兩樁著例外，他如對許攸跣足相迎、‘拔劍斬近侍‘及‘抹書間韓遂‘諸節(jié)，在在都顯出其人驚世之偽。我們說過羅貫中寫曹操多事出有因而通常又非真憑實據，他認同了前人對曹操不一定符合事實的大量著述，只從藝術效果而非歷史公正的角度遴選材料；又因為羅貫中在小說上也正有著他筆下曹操那份‘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才能，遂使他成了曹操形象的最終完成者，他施諸孟德的筆墨也同時成了針對其人的終審判決。
對羅貫中我們當然抱著崇高的謝忱，也無意否定他塑造人物上的非凡功德，但問題在于，我們如此給一位生前即因其‘宦官出身‘而不曾得到公正評價的‘非常之人‘涂上花臉（讀其《讓縣自明本志令》可知），就沒有一點愧疚之情嗎？我要說的不是羅貫中是否有權如此處理曹操──他當然有權，而只想對人間公正意識的脆弱稍表缺憾：我們一方面在現實社會中借助法律的大纛，決不容忍任何施諸己身的誹謗行為，一方面卻覺得可以認同一位比利時偵探赫克爾•；波洛的怪論‘對死人不存在誹謗‘，而將小說的魅力置諸公正概念之上，聽任某個古人飽受著千年冤曲。何況，這位古人又并非李鴻章‘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者流。中國人歷來強調的‘立德立功立言‘這‘三不朽‘，阿瞞不可能無所縈懷。文學以虛實相間為美，歷史以誠實不欺為上，而當小說干犯了歷史，追求名留青史的曹操也就只能淪為談笑中人、戲曲中人。為曹操翻案之所以難以成功，并非當年郭沫若、翦伯贊等人吶喊不力，事實上是由于吾人不忍失去這么一位任人奚落的對象。由此我們可見所謂‘時間是最公正的‘這一陳述的蒼白和不可盡信。歷史上的冤假錯案不宜全然算到那些暴君頭上，善良的百姓也從來有著不善良的那一面，他們那由‘集體無意識‘所策動的觀賞心態(tài)，常常會演化為某種更致命的群體力量，遂導致一股颶風般蠢動不已的觀念施暴行為。一個特多暴君的民族，其子民不可能不具備助紂為虐的意識。某種意義上，羅貫中對曹操的歪曲性描寫，也可看成對人心世態(tài)的妥協(xié)，即使在元末明初，羅氏已無法改變人們心目中對曹操的‘奸雄‘定位了，這一點我們可從對羅氏《三國演義》的仔細玩味中略得一二。
不過話說回來，其實我一直無法接受羅貫中對曹操全然否定的說法，不，他對阿瞞還是抱著相當程度理解的，偶爾還會為曹操加上點閃光之處，‘謀董賊孟德獻刀‘即是（按此節(jié)史籍不載）。至于羅貫中對劉備之非一味肯定，識者早已指出：摔阿斗時的虛偽，彝陵之戰(zhàn)前的暴戾等，羅貫中皆譏諷暗藏。我這么說的另一個理由是，我本人對曹操不可遏制的偏愛，起初正是讀羅貫中《三國演義》時生發(fā)的，正如我對劉備的反感，亦假諸羅貫中之手。這里便可見出羅貫中的偉大，或曰古典現實主義文學本身的偉大。
探討一個權謀術最發(fā)達的民族何以視真正的權謀大師曹操為白臉奸雄，是有趣而不乏沉郁的。參照孫子‘兵者，詭道也‘之立論，曹操正乃一不世出的雄杰，他的一應機變謀略，既不曾逾越兵法的游戲規(guī)則，也是生逢亂世時的明智選擇。何況，他恢廓宏奇的詩文，禮賢下士、求賢三頒的明哲，都是千載之下無人可及之舉。或曰，曹操的反對者，事實上都是遠遠無法與孟德比肩之輩，他們既無能具備對計謀的純粹審美力，又無力在瀟灑豪邁上與曹操爭勝，便只能以一副‘技不如人‘者常有的羞惱，試圖通過對曹操行跡的指責，以圖撿回一點脆薄的自尊。以此，我們正可了解緣何一個注重君子風范的國度，又恰成修煉‘偽君子術‘的名山道場。從立身行事遠不如曹操的迦太基梟雄漢尼拔卻在西方暴得大名中，我們或可汲探國人思維的某些獨到之處。
我們需要美妙的文學，我們是否更需要歷史的神圣？這是個兩難選擇，也許，百姓的智慧依舊是最高的智慧，他們的做法是：拒絕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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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今天上周先生的這篇文章，是有感于近來網絡上出現了某些以考史名義寫YY小說來推翻或糟踏古人的之風。小說的創(chuàng)作無可厚非，作者要表達一種思想，一定要通過這樣的創(chuàng)作來完成。但是，打著寫正史的名義，用尋據論史的名義，以小說的形勢給一個作古的人創(chuàng)造一個新的品行，安一個無恥的名聲，實在是令人心寒。而一些人，打著維護作者的幌子，喊著正義的口號，極力侮辱和糟蹋提出意見者，并用盡污言穢詞來辱罵別人，這種行為更是讓人不恥。
周先生這篇文章明里寫文學對三國人物的歪曲，可句里行間無不在對歪曲古人的作法進行批判。先生吶喊道：“我們如此給一位生前即因其‘宦官出身‘而不曾得到公正評價的‘非常之人‘涂上花臉（讀其《讓縣自明本志令》可知），就沒有一點愧疚之情嗎？”這句吶喊針對的絕非曹操一人。中國歷史上，有多少人被以文學的名義歪曲了，又有多少人正在被文學作品歪曲著。我也想問問，難道這樣歪曲古人或惡心古人，就真的沒有一點愧疚之情嗎？
周先生給出了這些文人（如果他們也算文人的話）的心態(tài)：“我們一方面在現實社會中借助法律的大纛，決不容忍任何施諸己身的誹謗行為，一方面卻覺得可以認同一位比利時偵探赫克爾•；波洛的怪論‘對死人不存在誹謗‘，而將小說的魅力置諸公正概念之上，聽任某個古人飽受著千年冤曲。由此我們可見所謂‘時間是最公正的‘這一陳述的蒼白和不可盡信。歷史上的冤假錯案不宜全然算到那些暴君頭上，善良的百姓也從來有著不善良的那一面，他們那由‘集體無意識‘所策動的觀賞心態(tài)，常常會演化為某種更致命的群體力量，遂導致一股颶風般蠢動不已的觀念施暴行為?！痹瓉砣绱?，就是因為被歪曲或惡心的古人是口不能言的，YY他們不會受到任何報應和法律的制裁，于是乎，就有那么一些人以YY古人為樂，以YY古人為榮，更有甚者，附和這種YY之風竟成了某些人大放厥詞的平臺和追捧的時髦。
但是，周先生也說：“歷史有其不容篡改的神圣性自是毋庸置疑的，小說家天賦有虛構的權力也是不消分說的，如此，當小說家一面要捍衛(wèi)虛構的特權，一面又不愿對歷史題材割愛時，神圣歷史的馬其諾防線只能接受崩潰的結局，不復有尊嚴可言。歷史小說，這并非對歷史的另一種描述，而只是小說的別一種寫法。準乎此，歷史本身的尊嚴便被置諸小說的法則之下，成為小說家廚房里聊供烹飪之需的雞鴨魚肉?！惫P者卻有些不認同這樣的說法，人在吃青菜蘿卜的同時，無疑也是喜歡吃雞鴨魚肉的，當某些人將雞鴨魚肉等同于青菜蘿卜時，歷史又算什么？這種問題也是足以引發(fā)我們思索一個問題，那就是，讓歷史成為小說家廚房里聊供烹飪之需的雞鴨魚肉真的就對嗎？
周先生最后說：“我們需要美妙的文學，我們是否更需要歷史的神圣？這是個兩難選擇，也許，百姓的智慧依舊是最高的智慧，他們的做法是：拒絕選擇。”拒絕選擇，多么簡單的方法，百姓可以這樣睿智地去拒絕選擇，文學作品的創(chuàng)作者也能這樣選擇拒絕嗎？夢的回答是：否。無論百姓怎么想，怎么選擇，夢還是認為，每一個作者都少一些功利心，多一點良心，面對歷史作品的文學化，都明白該做怎樣的選擇，那就是：尊重歷史，尊重別人，哪怕是一個口不能言的古人，也應該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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