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史料

　　歷史資料：1943年4月，國民黨萬安部隊1000余人追剿龍山匪首瞿伯階，一路奸淫擄搶，被殺無辜良民23名。又1944年3月23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電令黔、湘、川邊區(qū)清剿總指揮，稱“桑永庸沅間彭春榮股匪，希加緊剿辦，迅速殲滅”。在隨后的剿滅彭匪戰(zhàn)役中，有不少民眾遭到牽連，共計屠殺民眾127人，殺絕13戶。此類事情在歷次“剿匪”中并不少見，逼得農(nóng)民窮途末路，索性入伙為匪，致使匪類不但未能肅清，反而越剿越多，為害越來越重。?? 其二，官匪勾結，匪患不息。雖然國民黨政府各種各樣的《匪情通報表》、《限期剿清匪電》等電文多不勝數(shù)，布置了大大小小的剿匪任務，也取得過一些小成功，但在具體執(zhí)行過程中，總有一些官員借機為己謀利，縱容姑息，甚至直接為土匪提供各種便利。1942年夏天，桑植縣國民黨黨部執(zhí)行委員、縣副參議長王庸之及其胞弟王裕民，把50擔公鹽將經(jīng)過唐家山、五里方、銀杏塔運往縣城的音訊，泄漏于匪首王輝二。王輝二立即與幾十名匪徒，設卡將鹽盡數(shù)劫走，與王庸之兄弟坐地分肥。更惡劣的是，1949年 3月4日至5日，瀘溪匪首徐漢章、古丈匪首張平、永順匪首向儲武等人，趁沅陵“三.二”事故之機，以辰溪兵工廠警衛(wèi)隊隊長張玉琳為內(nèi)應，競相率隊劫奪辰溪兵工廠武器彈藥。僅徐漢章一股土匪，就奪得輕機槍66挺，重機槍3挺，迫擊炮5門，手槍54支，步槍2824支，子彈82箱，數(shù)量之多令人心驚。?? 其三，招安封官，養(yǎng)虎為患。國民黨的軍隊無法剿滅湘西土匪，遂改變方法進行招安，收編土匪隊伍，提供槍支彈藥，供應軍響軍糧，對土匪嘍羅封官賜爵，以達到為其所用的目的。大庸縣匪首宋占元曾于民國三十年、三十六年、三十八年三次分別被國民黨大庸和桑植縣政府以及汪援華的保安司令部“招安”，先后當過縣政府直屬隊分隊長和保安司令部警衛(wèi)大隊長。每次招安都使宋占元得到機會擴充土匪權力。1947年，龍山匪首瞿伯階接受武漢行轅主任程潛招安，先被封為縱隊司令，后封為師長，其部屬封以團、營、連長的達數(shù)十人之多。國民黨政府的剿匪招安，實則是招匪封官，匪槍愈多，官就越大。湘西土匪深諳此道，更有嫌官階不大而多次拖槍為匪的?！耙敼伲葹榉?，后招安，當官須為匪，為匪可當官”成為各大小匪首心照不宣的目的?！盀榉?，做官，繼續(xù)為匪”成為一種惡性循環(huán)。國民黨養(yǎng)匪遺患的政策，無論從客觀上還是客觀上，都加速了湘西土匪權力的發(fā)展。?? 土匪景象是人類社會景象的一種。民國時期湘西土匪的生成是特定環(huán)境中的產(chǎn)物，既有后天要素，也是后天構成。自然環(huán)境的險峻，加之湘西的封閉和落后及政治的黑暗動蕩，各種要素互相交錯，使文明被野性所扼殺，最終得到控制，轉向了異化和訴諸暴力。國民黨軍事委員會電令黔、湘、川邊區(qū)清剿總指揮，稱“桑永庸沅間彭春榮股匪，希加緊剿辦，迅速殲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