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大功的苦心經(jīng)營下，蘇家屯和整個社會的形勢一樣，都在按照事物發(fā)展的規(guī)律前進著。
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相應的社會矛盾也在無情地暴露著。
在農(nóng)村，各個級別的專業(yè)隊伍層出不窮，例如機械隊，木工隊，林業(yè)隊，電工隊，商業(yè)隊等，這些組織的人員產(chǎn)生都有像康大功這樣的人一人說了算，從某種意義上說，都是社會上的某種特權(quán)階層。這樣，從事最基層田間勞動的人員在日益地減少，并且體力勞動的強度也在日益地增加，久而久之，定會影響這些人的勞動積極性，引起這些人的反抗心理。
康大功在蘇家屯制定了沒有文字的，清晰的“村規(guī)民約”，企圖在這種情況下實現(xiàn)“按需分配”的分配制度。
當時，蘇家屯一天田間勞作是三出工，分早上、上午、下午，這叫“全天”，有的時候，晚上搞“突擊”，另算。
一全天，男勞力的工分分三個檔次，分別是12分、10分和8分，12分的人不多，大概都是像薛老喜和康二功之類的人；10分的人多一些，像我的父親和鐘叔；8分的人就少了，就是像孫老頭之類。
一全天，女勞力也是工分分三個檔次，分別是10分、8分和6分。
我們小孩子若是假期里去地參加勞動，一般是早上不出工的，干上午和下午兩個半天，康大功讓薛老喜給我們記4個工分。
記工分的權(quán)利完全在薛老喜的手中，沒有任何的監(jiān)督機制。就那樣，每三天的一個晚上在蘇家祠堂里記一次，每一家的“工折”上記一下，又在薛老喜的大賬本上記一下。
到了年終，薛老喜把全年每一家的工分做個合計，沒有見過任何公開公布的情況，然后由康大功按每10個公分一個“工”，一個“工”1毛5分錢分紅。我的印象中，我家我父親和我的兩個姐姐三個勞力，一年春節(jié)的時候分八九十塊錢，都把全家樂的一個晚上都睡不好覺，有很多姊妹多和妯娌多的家庭，往往因為這幾十塊錢吵架生氣，因此，年下過得又很不消停。
后來，我年齡大了一點，心里覺得這樣的“村規(guī)民約”有很多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每每到了年關去蘇家祠堂分紅前，父親總是囑咐，讓我把家里的“工折”拿出來，從頭到尾把一年掙的工分再合計一下，然后和我一起到蘇家祠堂去分紅。
到了蘇家祠堂分紅的時候，父親會情不自禁的問一下薛老喜：“我家今年總共掙了多少公分”？
薛老喜總是告訴我父親一個與我算的不差上下的數(shù)目，當時父親總是張一張嘴，我知道他是想問薛老喜的一家今年總共掙了多少工分的，但看見薛老喜那不耐煩的目光，父親總是伸伸脖子把話又咽了回去。
有一年，父親先問了我家一年總共掙了多少公分，終于開了口，問薛老喜：“你家今年總共掙了多少公分”？
薛老喜不耐煩的回答：“自家管自家的事情，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你是不是還想知道康隊長家總共掙了多少個公分”？
我知道父親是很想知道像他們這樣的人家一年總共掙了多少公分的，但最終還是不得而知。
父親的這種心理，一方面自然的傳給了我和蘇老二，我們兩個不止一次的談論過這樣的日子是無法無天的；另一方面也加深了社會上這兩種人思想上的分歧。
那時，除了一天三出工，掙工分養(yǎng)家糊口以外，康大功還規(guī)定輔助的掙工分項目，例如積草糞記公分，就像蘇老二上山鋤白草壓草糞記工分；每天早上整個蘇家屯的人把自己全家一個晚上的“尿液”提到村北的一個水泥做成的地窖里，有薛老喜過秤按重量記工分；往南坡?lián)S記工分······。
現(xiàn)在想起來，地里這一切最基本的活計只有我和蘇老二這樣的家庭去做了，從來沒有見過二騾子和康素貞上山鋤過白草，也從來沒有見過二騾子和康素貞早上起來掂著“尿罐兒”走上一二里地去村北那個水泥地窖里登記過一個晚上尿了多少尿液的事情。
難道每天晚上他們都沒有尿？
難道他們都不欠工分嗎？
我和蘇老二冬天鋤白草，夏秋天到山上溝下割青草，回來后用鍘刀鍘成碎末兒，然后用土把它們封起來，在起熱發(fā)酵后翻騰幾次就成了草糞，最后在每年該交草糞的時候，父親再把他翻騰成一個規(guī)規(guī)矩矩的長方體，等待薛老喜們?nèi)フ闪坑浌し帧?p> 除了上山下溝弄草壓草糞掙工分，我父親還有一個掙工分的方法。
那年代的冬天是下“酷霜”的，凌晨三四點一陣“酷霜”襲來，盡管沒有一絲的風，但一兩個小時的時間里，所有樹上的葉子都會被“酷霜”打落，那一個時刻，站在樹下就能聽見清晰的“嘩嘩啦啦”的落樹葉的聲音，大有“瓜熟蒂落”的意思，每一個樹葉上都結(jié)著一層薄薄的白霜。
印象中，父親一年總是盼望這樣的凌晨。那一段時間，他總是一夜起來好幾回，用自己的肉體體驗那“酷霜”是否到來。一旦“酷霜”來臨，父親就精神抖擻地挑起兩個簍子，摸黑到東“黑眼兒溝”下?lián)淙~兒。也不知他摟了幾簍子，也不知道他跑了幾回，侍我起床的時候，就會看到我家的草糞堆，一夜間長的小山一樣高。
父親象對待寶貝一樣，在那樹葉上灑水、封土、壓瓷、起熱·····，然后整理的豆腐塊兒一樣，等待薛老喜去丈量記工分。每次丈量時，父親總是要我去看他們報的數(shù)和尺子是否符合，但那群人總背著我不讓看，最后還是糊里糊涂的，父親總是不高興幾天。
人，大概都是這樣，有時也不為什么深仇大恨，但當對方的自尊心受到了刺激的時候，他便會想方設法地去找回自己的自尊。
可能是因為父親在年終分紅的時候問過薛老喜家里的工分是多少的原因，很多時候我都能夠察覺出來，薛老喜在對待我家工分的問題上特別的用心。父親那時問薛老喜家一年掙了多少的時候，他的自尊心一定是受到了刺激，所以有機會薛老喜便會抓住不放，恢復自己那曾經(jīng)受過刺激的自尊。這些微妙的事情我能夠感覺出來，父親當然也會覺察出來。
每年到了收草糞的時候，康大功總是先召開一個生產(chǎn)隊的社員會，告知大家最近幾天要收草糞了，讓大家把自家的草糞堆整理一下，在驗收的時候大家不要扒瞧，有多少就是多少，隊里不會虧待每一個積極勞動的人等等。然后，又讓薛老喜組織他的本家和康家的幾個人進行丈量驗收。
每當這個時候，父親總是不安心的，他是知道薛老喜的用心的，薛老喜也是知道父親是敏感的。所以，薛老喜總是瞅著父親去南坡干活兒的時候丈量我家的草糞。
后來的幾年，隨著我年齡的增長，每到那幾天，父親總是會囑咐我，讓我在家里等著，看看薛老喜是怎樣丈量我家的草糞堆的。因為每年丈量草糞的時間總是在寒假里，所以我有的是機會。
開始我并不介意，認為丈量草糞時，那尺子是硬的，薛老喜還能“個一蛋”到那里去，每當父親回家問我，我家的草糞堆是咋量的時候，我總是說，人家是咋量，咱家那也是咋量的。
父親聽后，總是一陣的沉默。
那一年的冬天，又到了那個季節(jié)，父親臨上南坡干活兒的時候?qū)ξ艺f：“老喜今天派我去金嶺修大寨田，我存著他是要丈量咱家的草糞了，你就在咱家的草糞那里等著，看他坑人不坑人”。
那一年我都上五年級了，不但知道了丈量草糞堆的方法是“長乘高乘寬”，而且膽子也有點大了，不是老害怕薛老喜了。
那天，我就在我家的草糞堆邊轉(zhuǎn)悠，一會兒，我看見薛老喜手里掂著一根像鋤把一樣的木棍子，帶著丈量小組的人說說笑笑地走了過來。
那時，凡是壓草糞的人家，都是康大功指定了固定地點的，是誰家的草糞，薛老喜都清楚的很。
薛老喜是不掂尺子的，在丈量長和寬的時候，那兩個拉尺子的人量一下，報一次，有記錄的人在戶主姓名的后面做個記錄。在丈量高的時候，薛老喜就把那根木棍放在草糞堆的頂上，有那兩個拉尺子的人把他的木棍作為高的頂點量出一個高度。
很快周圍的草糞都丈量完了，到了我家的草糞堆邊，那兩個拉尺子的人很快丈量了長和寬，輪到了丈量高的時候，只見薛老喜上前一步，他掄起手中的木棍，狠狠地摔在我家的草糞堆的頂上，那個木棍立刻陷進那草糞堆里了，那兩個拉尺子的人很快上前如法炮制地丈量了我家草糞堆的高度。
當薛老喜一群人說說笑笑離開的時候，我忽然想起來薛老喜那個動作的作用了，即使說我已經(jīng)從心里有點不害怕他了，但離直面和他論理還有一定的距離。
那天，父親一回家就問我丈量草糞的事情，我就把當時的情況說了一遍，父親聽后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那個時候的蘇家屯就是這樣的現(xiàn)實，人們主要是靠工分吃飯，沒有工分就好像是失去了命根子。但工分不好掙，工分的價值又是那樣的低，所以大部分的家庭養(yǎng)家糊口是很艱辛的。在這種情況下，那些不甘心過苦日子的人便“投機倒把”了，面對一家人的吃喝穿戴，他們便想盡一切辦法弄幾個零花錢，讓自己家人的生活體面一些。因此便自然地產(chǎn)生了：有成色兒的人像蘇老二的姑父起五更到黑市上賣蔥；薛老喜起五更到黑市上賣紅薯芽兒；王木匠偷偷地到清海做工掙錢等不合時宜的現(xiàn)象。沒有成色兒的人，像鐘叔，鐘嬸兒在冬日的地里撿壞紅薯曬干，再到鎮(zhèn)上的供銷社里賣掉換錢，給蘇老二換一身兒新衣裳的現(xiàn)象······。
不過蘇老二的姑父和薛老喜叫斗住了是要“游街”的，王木匠就是插翅飛到清海也是要被康大功扒掉戶口，無奈乖乖回來的。
后來我常常想，蘇家屯此類事甚多，像這樣“人不能盡其才，物不能盡其用”的事情，便是人們沒有積極性創(chuàng)造財富的根本原因。